不过，这种高收益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吕不韦后来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

风险中立型

它是介于风险爱好型和风险厌恶型之间的。这种理财观遵守的原则是：收益覆盖成本与风险，选择最佳的投资机会。风险中立型理财观的典型代表是白圭。

白圭，战国时代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了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自有一套独到的投资术，他把自己的投资原则总结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里的“与”是予人实惠。在投资过程中，白圭认为最重要的四点是：“智”——权衡利害；“勇”——当机立断；“仁”——拿捏取舍分寸“强”——知进退取舍。

在战国时期，大部分商人都经营珠宝生意，因为经营珠宝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用他的“智”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锐地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并提出“欲长线，取下谷”的经营策略。

白圭的具体做法是：在收获季节，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品等生活必需品卖给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者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品。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当市场粮食匮乏时，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出售。

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风险厌恶型

这是中国古代最主流的一种理财观念，追求的是一种低风险、量入为出的资金安排。大文豪苏轼先生就是此中翘楚。

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观点可以说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由“君子罕言利”到“君子不言利”的演变也使得商人成了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由于知识分子耻于言利，自然也不会进行投资。因此，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理财只好追求风险厌恶型。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卜，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苏轼《答秦太虚书》

那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俸禄大幅减少，于是他痛下决心，决定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150文以内。

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每月发工资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30 堆后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一枝长长的画叉挑取一串，取完后就把画叉藏起来。平常在屋里放一只大桶，存放每天剩下的钱，以备来客时招待使用。

当然，这样“节流”还不够，苏轼经多方申请，从当地衙门那里弄到数十亩废弃荒地，于是他脱下长衫，穿上短衣，带领全家人开荒种地，在“节流”的同时还做到了“开源”。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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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们也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年龄、资产结构、投资偏好、流动资金多少、周转周期、商业头脑、商场嗅觉敏感度等等，效仿古人，以史为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提起投资 理财，许多人以为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实际上在中国，以家庭或个人致富为目标的私人理财投资观很早就出现了。历史上“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即管理财物、匡正言辞、禁止民众为非作歹。

那么，古代人到底是如何理财的，他们的理财方式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呢？

根据对风险的偏好，古人的理财观念可以分为三大类：

1

风险爱好型——吕不韦

吕不韦善于经商，他崇尚的理财之道更多是投资方面。吕不韦喜欢去发掘一些有潜力的物品，然后低买高卖，赚取差额利润。

比如：吕不韦在邯郸见过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战国策》)。当然，这种高收益的模式必然会带来高风险。

吕不韦发现有潜力，价值被低估了的“企业”（秦公子异人），向其注入“风险资本”，帮助他“上市”（登基当皇帝），从而获得巨大收益，不过，这种高收益带来的高风险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吕不韦后来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

点评

吕不韦这种理财方式，也是现如今艺术品、古玩、房地产信托等领域的投资之道，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投资这些领域，一定要懂行。

2

风险中立型——白圭

白圭是战国时期的人，《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始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

白圭的理财之道就是不贪图眼前小利，观测市场走势，抓住最佳投资时机，使利益最大化。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在经营珠宝生意，因为“珠宝之赢百倍”。而白圭却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偏偏看上了“十倍”的“耕田之利”。

他在收货的季节适时买进谷物，再把丝绸、漆具等生活用品卖给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青黄不接或者收成不好的时候，又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品。这样一来，某些商品积压的时候，白圭用比市价高的价格收购，粮食匮乏的时候，他又用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出售，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又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点评

这种理财方式，也是现如今许多理财专家提倡的：观测市场走势，抓住最佳投资时期，从而获得高收益。这种理财方式需要对市场的高度把控与熟悉。

3

风险厌恶型——苏轼

苏轼可以说是其中翘楚，典型的“经济适用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求的是低风险、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

古代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处在最底层，而知识分子不好追逐名利，所以理财只好追求风险厌恶型。

苏轼在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后，俸禄大减，于是他“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卜，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即控制每天的开销，然后每个月发工资之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三十串挂在房梁上，每天要用的时候用叉子挑下来一串，取完就把叉子藏起来，然后在屋里放一个大竹筒，存放每天剩下来的钱，用来招待客人。这属于”节流“，同时，苏轼还从当地衙门那里申请到数十亩废弃的土地，”开源“种地。

点评

苏轼的这种理财方式，就是当今的”储蓄“方式，把钱攒起来，保证生活安稳，典型的小农经济产物。

古人的理财观，也是千古不变的理财精髓：风险、收益、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平衡，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虽然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人不太相同，但理财原理，还是没有变过。现在可比古代的优势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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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投资理财，许多人以为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实际上，在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以家庭或个人致富为目标的私人投资理财观念很早就出现了。历史上“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即管理财物、匡正言辞、禁止民众为非作歹。

那么，古代人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他们的理财方式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呢？

根据对风险的偏好，古人的理财观念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

1. 风险爱好型——代表人物：吕不韦

吕不韦善于经商，他崇尚的理财之道更多是投资方面。吕不韦喜欢去发掘一些有潜力的物品，然后低买高卖，赚取差额利润。

吕不韦在邯郸见过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战国策》)。吕不韦发现有潜力而且价值被低估了的“企业”（秦公子异人），向其注入“风险资本”，帮助他“上市”（登基当皇帝），从而获得巨大收益。

不过，这种高收益带来的高风险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吕不韦后来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投资理财方式，也是现如今艺术品、古玩、股票、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之道，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

2. 风险中立型——代表人物：白圭

白圭是战国时期的人，《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始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

白圭的理财之道就是不贪图眼前小利，而是观测市场走势，抓住最佳投资时机，使利益最大化。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在经营珠宝生意，因为“珠宝之赢百倍”。而白圭却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偏偏看上了“十倍”的“耕田之利”。

他在收货的季节适时买进谷物，再把丝绸、漆具等生活用品卖给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青黄不接或者收成不好的时候，又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品。这样一来，某些商品积压的时候，白圭用比市价高的价格收购，粮食匮乏的时候，他又用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出售，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又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这种投资理财方式，也是现如今许多理财专家提倡的：观测市场走势，抓住最佳投资时期，从而获得高收益。

3. 风险厌恶型——代表人物：苏轼

苏轼可以说是这种投资理财方式中的翘楚，典型的“经济适用男”，追求的是低风险、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

古代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处在最底层，而知识分子不好追逐名利，所以理财只好追求风险厌恶型。

苏轼在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后，俸禄大减，于是他“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卜，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即控制每天的开销，然后每个月发工资之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三十串挂在房梁上，每天要用的时候用叉子挑下来一串，取完就把叉子藏起来，然后在屋里放一个大竹筒，存放每天剩下来的钱，用来招待客人。这属于”节流“。同时，苏轼还从当地衙门那里申请到数十亩废弃的土地，”开源“种地。

苏轼的这种投资理财方式，就是当今的”储蓄“方式，把钱攒起来，保证生活安稳，典型的小农经济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