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地方金交所再度集体“黯然退场”。

3月25日，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相继发文称，将取消所在辖区内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这四地将不再存在一家合规的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

“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对地方金交所的监管力度进一步趋严。”一位曾在地方金交所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此前，相关部门曾一度允许每个省份保留一家地方金交所，如今，地方金融监管全面“清退”地方金交所大幕开启。

记者也了解到，未来更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或将发布措施取消辖区内的金交所资质，这预示着地方金交所将彻底退出市场。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上述四地金融监管部门之所以全面清退辖区内金交所，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里，将稳妥处置金交所、“伪金交所”风险作为持续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的重点内容。这驱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迅速行动，下决心彻底清退所有的地方金交所。

“在经历多年行业整顿后，地方金交所数量尽管大幅减少，但他们的风险隐患依然不少。”他指出，具体而言，一是不少地方金交所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或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审批许可，开展大量金融化、证券化、期货化业务，甚至开展连续集中竞价交易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等非法金融活动。二是不少地方金交所擅自夹带“登记结算”、“登记备案”“产登管理”“产权交易”等字样，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或省级政府依法审批许可，直接或间接为各类非标债务融资活动提供登记备案等服务，扮演着“伪金交所”角色，不但涉嫌违规经营，还存在较大金融风险隐患。

这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地方金交所遭遇全面清退的另一个导火索，可能是近期多家民间理财机构暴雷，也将地方金交所推上“风尖浪口”。具体而言，不少民间理财机构所发行的理财产品，此前都是通过地方金交所进行产品包装，以所谓的“受监管”、“合规”名义销售给众多投资者。如今随着这些民间理财机构相继暴雷（无法兑付产品本息），相关金交所也被投资者“问责”。

一位曾在金交所担任高管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地方金交所，实质是一个相对“畸形”的金融产品，因为众多地方金交所普遍存在四大风险，一是股东结构极其复杂导致法律关系不清晰；二是长期处于金融监管空白地带，导致业务乱象此起彼伏；三是长期缺乏严格完善的风险控制，导致地方金交所往往沦为民间机构开展自融或资金池等违规业务的“通道”；四是众多地方金交所很难找到实际管理人压实管理职责，导致业务乱象不断。

“如今，随着金融监管部门再出监管重拳，这次地方金交所很可能正式全面落幕。”他指出。

乱象不止

十年前，地方金交所一度呈现野蛮成长状况，甚至出现一个省云集数家地方金交所的景象。

证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尽管经历多次监管整顿，截至2019年初，全国金融资产类交易所的债权类业务存量规模仍达到8517亿元，涉及约120万名个人投资者。

这背后，是地方金交所隐藏的众多金融乱象。

一是大量信托、私募等资管产品通过金交所进行份额拆分，出售给大众投资者，不但令后者承担超过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风险，也导致份额拆分等违规金融业务持续扩散。

二是不少民间资本通过金交所进行产品包装，将涉嫌自融或资金池业务的产品包装成“受监管”的类固收类理财产品，向投资者兜售，进一步放大了非法集资风险。

三是众多投资机构还通过金交所进行“客户下沉”，通过产品二次包装等方式，将原先只能面向合格投资者出售的理财产品“变相”出售给普通投资者，以此扩大产品销售额。

“甚至某些省市的地方金交所还为了争夺业务而相互恶性竞争，导致金融乱象进一步迭起。”上述业内人士回忆说。他曾供职的地方金交所为了做大业务规模，对P2P与金交所业务合作、私募债份额拆分大开“方便之门”，导致P2P与金交所交叉风险不断加剧，不少私募债通过份额拆分卖给那些无力承担相关风险的普通投资者。

记者获悉，这也导致相关部门持续多年对地方金交所采取从严监管。

2021年底，证监会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指出，金交所应当恪守合规性、区域性、非涉众的原则；不得为发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严控新增、持续压降各类非标融资主体的融资业务；禁止金交所为房地产企业(项目)、城投公司等国家限制或有特定规范要求的企业融资；严格落实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个人销售产品、不得跨省异地展业的底线要求；不得新设金交所，辖内已有多家金交所的，根据“一省至多一家”原则推进整合工作。

“这些年，贵州、辽宁、江苏、河北等多个省份也相继取缔了辖区内的地方金交所，有些省市则为了落实一省一家金交所的政策，推进地方金交所的兼并整合。”前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地方金交所数量因监管趋严而不断减少，但留存下来的金交所仍然在运作不少“灰色业务”。

尤其在信托计划、私募债、私募基金产品份额拆分业务被监管部门叫停后，民间理财机构成为金交所的“座上宾”。近年，不少民间理财机构通过金交所，将房地产融资项目、涉嫌自融或资金池业务的产品打包成“受监管”、“有登记”的固收类理财产品，向广大投资者兜售。

“随着近期部分民间理财机构暴雷，地方金交所也成了众矢之的。”在他看来，这或许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决心彻底清退地方金交所的一个导火索。但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在加大力度整顿清理地方金交所乱象，尤其是《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将稳妥处置金交所、“伪金交所”风险作为持续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的重点内容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也意识到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交所，不但存在较大业务隐患，还面临“伪金交所”问题，必须加大力度尽快妥善处置。

金交所 “业务异化”

“我听说一些地方金交所员工迅速递交了辞呈，或许他们也知道地方金交所的最终归宿。”前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他认为，金交所之所以落得如此结局，一个重要原因是“业务异化”。最初，金交所的设立初衷，是为企业融资提供新的渠道，让更多实体经济能获得更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支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金融监管空白与管理人压实责任缺失，令金交所日益沦为持牌金融产品份额拆分、P2P产品份额流转、自融或资金池业务产品包装、非法集资等各类违规金融业务的“帮凶”。

“从金交所诞生起，其业务范畴基本不但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且缺乏行之有效的内部风控约束。”这位业内人士直言。此前，针对信托产品份额拆分业务，他们内部也有人认为这项创新业务可能不合规，因为金融监管部门从来没有允许信托产品份额拆分，但提出这项风险警示的员工却被金交所领导直接辞退，因为后者认为这位员工在“阻扰”金交所做大业务规模。

此后，他发现众多理财机构与民间资本通过金交所发行各类固收类产品，但金交所主要扮演“产品创设”的通道方，没人过问他们的产品底层资产状况与募集资金具体投向是否与产品宣传资料一致。

更令他沮丧的是，金交所股东方对这些业务乱象一直“不闻不问”，反而更关注金交所业务收入增速与股东回报，甚至有些金交所股东方自己也在通过金交所进行产品包装，发行涉嫌自融或资金池的理财产品。

这令他最终下决心离开金交所。

“在看到P2P行业暴雷导致不少P2P机构高层身陷囹圄后，我担心金交所也会重蹈覆辙，因为金交所同样缺乏监管且乱象众生。”这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感慨说。或许，地方金交所从诞生起，就是一个金融创新的畸形产物——发起方鱼目混杂、长期缺乏明确的金融监管，没有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管理人不曾“压实”管理职责，都令金交所一直与违规金融乱象“相伴”，也注定了地方金交所最终消亡的结局。

来源：雪球App，作者： 人人共享郑荣南，（https://xueqiu.com/2684655177/283599266）

近十省份关闭金交所

3月25日，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发布公告，表示将取消各自辖内金交所的业务资质，今后四地都将不再有金交所，也不再有任何主体具备从事金交所相关业务的资质。

据证券时报、财新等多家媒体报道：接近监管的权威人士表示，上述四省市的动作只是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地方陆续发布取消辖内金交所资质的公告。这意味着，野蛮生长、在诸多金融风险事件中频繁现身的金交所，作为一类地方交易场所，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此前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中，央行曾把稳妥处置金交所、“伪金交所”风险当作“持续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的重点内容进行介绍。

“伪金交所”的非标理财产品，常常用于补充发行方流动资金，或构筑资金池，进一步用于运作高风险投资甚至虚假项目。产品以高息回报的方式吸引不特定投资者，年化收益率常常高于8%，甚至10%也不罕见。一旦项目运作出现问题，产品将由于无法及时兑付资金而爆发“连环雷”，投资人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年底以来，已经有贵州、辽宁、江苏、河北等多个省份宣布取缔辖区内的金融资产交易场所。

按照有关规定，除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地方交易场所、“伪金交所”经营活动不得金融化、证券化、期货化，严禁开展连续集中竞价交易和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等非法金融活动，均不得以登记、备案、挂牌交易、信息发布、信息服务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为各类发行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

金交所明暗交替的整顿史，就是影子非标的消亡史。

最厉害的牌照是没有牌照

1999年，为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四大AMC相继成立，在四大AMC展业过程中，各省办事处林立，分头处置金融资产，地方割据情况严重，散落于各地的区域性产权交易所也没有统一的平台和规则。

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还是在各省设立各自的产权交易场所，成为当时中央与地方博弈的关键。

2009年3月，财政部颁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明确：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并通过公开竞价产生转让价格。

十年时间，为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处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良资产交易的金交所应运而生。而矗立于全国各地形形色色60余家金交所已从设立时旨在处理省内金融资产的“特定交易场所”，蜕变成为涵盖国有金融企业股权转让、不良金融资产、私募债、定向融资计划、委托债权、应收账款、小贷资产、融资租赁、商业票据等全品类、全口径的“类金融机构”。

2010年5月，天金所和北金所诞生，成为最早的两家交易所。

衔着金钥匙出生，在当时的一行三会、财政部和北京市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北金所，成为财政部“钦点”的金融类国有资产交易平台。

2015年，成功为北金所引入交易商协会股东，进入银行间市场体系，跻身“国家队”序列后，北金所首任董事长熊焰选择了“五十八，再出发”，创业设立国富资本，与青岛地方平台共同发起了青岛国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2017年，国富资本又被西安金控引入，成为西安丝路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主要股东，“交易所一哥”熊焰出任丝路金交所法人。

比北金所还早7天获批的天金所，引入蚂蚁金服成为其大股东，股东还包括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长城资产、东方资产、中信信托等显赫的名字。蚂蚁金服副总裁袁雷鸣出任天金所董事长，同时担任招财宝总经理的袁雷鸣，用了一年时间，把招财宝从0做到了1000亿。

2010-2011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7家金交所

同一时期成立的，还有旗下的。与其他始于地方、成于地方的金交所不同，陆金所从诞生之初就带着“P2P第一平台”的光环，随着互联网金融爆雷频频，陆金所几经转型，谋求消费金融牌照，转型为综合性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金交所，与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反制中央的产物。金融牌照发放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无论出于盘活地方金融、掌控金融资源或是促进招商引资等目的，地方政府不能无牌可打。

金交所这张“不是牌照的牌照”，其发展壮大一直与清理整顿相伴相生。

资本巨头的轮番布局

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部分交易场所背离了金融资产交易的初衷，演变为林权、矿权、文化艺术品和贵金属石油等中远期交易的交易场所，甚至成为非法集资的温床。

国务院相继发布[2011]38号文和[2012]37号文，明确金交所的审批权限归入省级政府；并划定监管红线，如不得将权益拆分发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不得变相突破200人等，但并未对金交所业务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同时，2012年后成立的金交所，需要使用“交易所”字样的，除取得省级政府批准外，还需要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验收；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股权交易中心等。

监管的耳提面命并不能阻止资本对牌照的渴求，下放到省级审批的交易中心不仅降低了新设平台的难度，也提升了存量交易所的牌照价值。

不同于2012年之前的地方发起、国企搭台，2012年之后各地的金交所（中心）吸引到了民间资本和各路巨头的轮番入主，一省一家的标配之外，有的省份多达数家。

辽宁的7家交易中心里，雪松控股通过增资6亿，2倍于挂牌价的最终报价摘得了大金所的控股权，万达财富、恒大金服、海航聚宝汇等多家平台则与大连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合作颇多。

山东除了6家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外，作为大股东独立发起青岛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

广东由于广州与深圳的双子星斗艳，一度有5家金交所，其中金融和理财分别以会员身份与其中两家达成深度合作。

江苏则坐拥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常州等7家金交所，开鑫贷成为江苏开金中心的大股东，苏宁金融和人人贷则成为南京金交中心的会员。

西安一举吸引了、、、奇虎360等企业入局，设立了5家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前文提到的丝路金交所则被指与先锋系存在人员、业务上的诸多瓜葛。

蚂蚁金服除早早拿下天金所大股东外，还在浙江的5家交易中心中占得了浙江互金交易中心的二股东。

平安相继收购了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和陆国际新加坡金融资产交易所。这三家金交所与、平安普惠一道，共同构成陆金所控股，也就是所谓的“四所一惠”。

本着“有牌照先拿着，屯着总比没有强”的心态，金交所也成为各家巨头金控梦想拼图中的一块碎片。

非标的最后接力

金交所这块“牌照”并不在“一行两会”监管之列，却以矫健的影子，在非标融资的跑道上频频“抢镜”。

银信业务收紧之际，金交所一度成为银行表外业务的重要通道；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则成为诸多互金平台嫁接、分拆产品的温床；随着严监管和去杠杆行至深水区，房企和城投这样的传统非标大户也纷纷从信托非标、私募非标流转到金交所非标产品。

定向融资计划、收益分享合约、地方股权交易中心私募债、收益权份额转让，金交所深得互联网圈“造词运动”的精髓，监管法规里找不到的这些酷炫名词，加上“信托同款产品”“市级平台融资”“交易所股东背景雄厚”的包装，闪现在第三方财富理财师的朋友圈里，成为无数投资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以至于“巅峰时期”，金交所一度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最厉害的牌照，就是没任何牌照”。

2016年12月，侨兴债10亿私募债违约案发，令股交所与互金平台的苟合曝光。

2014年12月，侨兴集团两家公司通过粤股交发行10亿元私募债，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粤股交把私募债发布到蚂蚁金服旗下的招财宝平台，招财宝则拆分成多期，并售卖给个人投资者，并协商由浙江财险提供保证保险，浙江财险提出反担保要求，由侨兴董事长吴瑞林担保、广发行出具保函。

事发之际，违约方侨兴集团表示没钱，董事长杳无音讯；提供保证保险的浙商财险拿着保函去找广发银行，却被广发银行告知是假公章，担保文件系伪造；而招财宝称其只是信息中介，只负责投资者的法律费用。

这场“萝卜章割韭菜，蔬菜何苦为难蔬菜”的大戏，历时一年之久，10亿私募债违约牵出了120亿非法募资大案，21家机构被罚没20亿，也将金交所推到舆论风口。

为了防止变相销售私募产品、拉长资金链条，加剧金交所和P2P平台之间的交叉传染风险，清整联办[2017]31号文、整治办函[2017]64号文等一系列文件出台，规制金交所和互金平台合作，一时间各家互金平台纷纷下架金交所产品。

2018年轰动私募圈的阜兴案，意隆财富8000万违约事件背后，关联企业被指通过金交所债权交易，摘牌了大量的债权产品，前海金交所、天金所、天安金交中心等多家金交所牵涉其中，但金交所的挂牌公告和成交确认书中都自行免除了金交所批准、备案、风险保证的责任。

同样是2018年，裁判文书网的15份判决书则披露了南宁金交所近5000万逾期产品的违规细节：15家融资方是成立时间接近、股东交叉关联且没有实缴资本的“空壳”公司;南宁金交所将资金直接打入12家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其中7笔融资累计出借人达266人，突破200人监管红线。

退市的、四大高返平台之一的唐小僧，爆雷的证大集团、先锋系，无不与金交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引起了投资者对于金交所“滥发类金融产品却不承担风控责任”的争议。

通过金交所，真实融资方可以把一笔一个亿的融资需求拆成100份，然后冠以001-099的序号，魔术般地化身为100个各自独立的私募产品，然后把每份的人数上限限制在200人内，不仅规避我国《证券法》规定的200人限制，还能降低投资门槛。

金交所所谓的会员系统也给发行方设立了“隔离墙”。皇帝新衣般的会员门槛形同虚设，融资人可以把适格投资者的筛选义务转嫁给金交所；金交所也心领神会，在电脑或手机上轻轻点击“我确认”，一纸没有人会看的开户协议，就把公募变成了面向全世界的“私募”。

乱象的止息，往往需要下定不破不立的决心。

金交所将陆续关停

2018年11月，配合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的落地，金交所30万以下的小额拆分产品被叫停。

2019年2月，监管联席会议对金交所进行窗口指导，要求暂停应收账款类，其他收益权类对零售端募集的业务。

但类似的产品还在通过场外募集、一对一摘牌的形式，滋生着最后的疯狂。清整联办[2019]5号文流出，证监会主席在第四次部级联席会议上讲话，讲话中首次披露了金交所的存量规模：截至目前，全国金融资产类交易产所的债权类业务存量仍达8517亿元，涉及约120万名个人投资者。

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在今年年底、明年年中、明年年底，每半年消化三分之一，直至存量风险基本化解完毕，交易场所撤并整合工作完成。

毫不夸张地说，金交所是中国金融市场最缺乏监管约束和透明度的区域之一。

诞生之初就带有博弈属性的金交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资产的处置问题，但如同这片神奇的土地常常将善意的种子开出恶之花一样，其中的钻营者没能恪守金融中介挂牌的本分，终究没有躲开利益的纠葛，非标的诱惑。

当信托计划、券商资管、私募基金一一被监管的铁索拴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金交所成为非标融资最后的阵地。

一头连接着财富管理机构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渴求，一头则暗合了银行出表、房企融资、城投续命的利益诉求，躲在“收益权”“应收账款”背后，是没人能够摸清的真实资金流向。

金交所挂牌的各类产品是P2P之后，地方金融办的又一个畸形产物，法律关系不清晰，没有明确的金融监管，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甚至找不到“管理人”来压实管理职责。无论是早期的金交所嫁接互金，还是后来的金交所捆绑财富，都是绕监管的羊肠小路。不管则已，一管就是非存非吸。

作为创新的先锋，监管的沙箱，早已演变为“地方发牌，全国展业”的金交所也迎来了命运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