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5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第六版养廉版刊发

《老红军罗广茂和他的“军号”》

↓↓↓

↓↓↓

“这号谱可重要了，就相当于红军的电报密码……”“没有号声，红军怎么训练，还怎么打仗……”这是电影《我的军号》中的一段台词。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这部影片是以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的老红军司号员罗广茂为原型拍摄的一部电影，影片中出现的号谱便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一本不能让敌人得到的“声音情报”。

图为珍藏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张福寿 摄

这本特别的“声音情报”是全国目前唯一一本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现珍藏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号谱内用五线谱详细记载着关于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340多首曲谱，是研究红军军事生活、革命斗争史的珍贵史料。

图为福建省宁化县长征精神教育基地的红军战士吹号雕塑。张福寿 摄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临着诸多现代战争中难以想象的挑战，其中通信手段的限制尤为显著。由于技术条件限制，通信工具相对落后，无法像今天这样依赖高科技设备来实现即时、准确的通信。因此，部队间的联络主要依赖于一些原始但实用的方式，如旗语、烟火等。然而，这些都极易受到天气、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通信效果大打折扣。在这样的背景下，军号作为一种传统的通信工具，凭借其声音洪亮，传播距离远，且不受天气、环境等自然条件限制的独特优势，成为“指挥员的喉舌”。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本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安然无恙保存至今，要归功于罗广茂，一位倾尽全力保护、用生命守护号谱的老红军。

一

“这些都是什么呀，像豆芽菜”“这叫五线谱……”“这些你都能看懂呀”“那当然，我都把它们背下来了”——《我的军号》电影片段

当时，一般人不识五线谱，《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采用五线谱作为记录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密性。

其实，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现成的资源，但却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敌我双方可能使用相同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甚至可能导致友军误伤等严重后果。

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红军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一本毛边纸黑油墨印制的32开小册子，长21.8厘米，宽13.5厘米。封面左右两边各印有一把军号和鼓槌，中间醒目地印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字样，中上部有交叉步枪、齿轮、红旗等元素。同年11月，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统一号令行动。通过统一号谱，红军的指挥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也得到了加强。

二

“你把军号还有号谱，送到山下藏起来”“这怎么行呢，你是司号员，这是你的命根子”“你听我说，号谱和军号，比咱们俩的生命更重要……”——《我的军号》电影片段

罗广茂把号谱和军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930年初，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前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决定兵分两路向江西转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甩开追尾之敌。途经长汀时，红军用浅显易懂的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激发群众思想觉悟。年仅15岁的罗广茂深受鼓舞，毅然参加工农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小身板也能蕴藏大能量。罗广茂虽然长得比同龄人小，可声音洪亮，中气足，人也很机灵，因此被选中担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的司号员，后又被选派成为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第一批学员，学习人民军队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结业时，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并再三叮嘱其机密性和重要性，要求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本号谱。罗广茂牢记嘱托，带着号谱来到朱德军长身边当司号员，后又调任红十二军一〇一团司号员、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师部司号长，随军辗转作战。尽管工作调动频繁，他始终将号谱和号嘴随身珍藏，坚守“人在号谱在”的如磐初心。

1934年，在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时，罗广茂不幸负伤，随后到长汀县四都镇红军医院治疗。半年后，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伤病未愈的罗广茂只能留下养伤。后来，他潜回长汀老家，秉持着“我军密码本一定不能落入敌人手中”的坚韧心态，郑重地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交给母亲代为保管，并再三叮嘱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半点闪失。为了躲避民兵团追捕，更是为了保证号谱安全，罗广茂独自一人踏上了背井离乡的征途。

三

“我说号谱的名称，你唱出来，好吗”“好”“立正号”“嗒嘀嗒，嗒嘀嗒”“稍息号”“嘀嗒嗒，嘀嗒嗒”“向左向右包抄号”“嗒嗒、嗒，嗒嗒、嗒”——《我的军号》电影片段

解放后，罗广茂想着可以将号谱上交给国家了。无奈时隔多年，母亲年事已高，怎么都想不起藏在哪里。罗广茂急得团团转，四处寻找却毫无头绪。当得知儿子竟准备拿着铜制号嘴换糖吃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儿子，并反复强调这是红军的东西，绝对不能随便乱动。每当独处时，罗广茂脑海中总会浮现曾经吹起号角浴血奋战的岁月，想得多了，就拿出号嘴吹一吹。

1974年，年近花甲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有一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油纸布被牢牢钉在底板上，仿佛被时光遗忘的珍宝。当他小心翼翼地揭开油纸布后，瞬时热泪盈眶，那本被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在数十年后终于失而复得！

1975年，罗广茂听说宁化县在征集革命历史文物，便毫不犹豫地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号嘴一并捐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失散红军罗广茂终是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司号员身份。为了验证号谱的真伪以及罗广茂是不是真当过司号员，县里还特意请专业老师前来考察，现场测试罗广茂的识谱能力。结果，罗广茂不仅识五线谱，而且能将号谱中340余首曲谱准确无误地吹出，每一曲都饱含深情，每一音都铿锵有力。这一刻，罗广茂不仅是一位捐赠者，更是一位承载着红色记忆与革命精神的传承者，每一个音符，都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情致敬与不朽颂歌。

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横式小32开本红军号谱静静陈列在馆，号声穿越时空，让连接历史与未来桥梁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新征程传唱不息，激励我们牢记嘱托，矢志不渝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砥砺前行。 （罗舒琪）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